打开所有门。

可路走到这儿才发现，钥匙确实能开门，但攥着钥匙的手，或许会被磨出茧，或许会被划出血。老郭选了那条需要弯腰捡钥匙的路，把力气都花在了“拿到”上，等直起身时，才发现身上落了层伤；而我绕开了捡钥匙的路，却在另一条路上意外地攒够了开门的力气。

“值不值呢？”他忽然低声问，像是问我，又像是问自己。

这时，门外有人喊：“郭老师，打扑克了，三缺一。”

老郭不情愿地下了床，向屋外走去，我知道，他不是教授，他的教研室主任已被教授替代了，他现在是教研室党支部书记。党支部书记打扑克，是要和老师打成一片，身不由己啊。后半夜我上厕所时，看到老郭的床还空着。

第二天早上集合，老郭起来时动作很慢，扶着腰缓了好一会儿才站直。我想去扶他，他摆摆手说没事，“老毛病了，活动活动就好。”他走在我前面，背影比几年前佝偻了些，却还是稳稳当当的。

大巴车开的时候，他靠在车窗上打盹，阳光照在他脸上，把眼角的细纹照得清清楚楚。我看着他，忽然想起他当年填报名表时的样子，笔尖用力，眼里亮得很。或许他早就知道，奋斗要付代价，只是真到了付出的时候，才明白那代价具体是些什么——是深夜图书馆的灯，是胃里的隐痛，是脚踝上的肿，是评职称时的遗憾。

可要是再选一次呢？我猜他还是会填那张报名表。就像我再选一次，或许还是会放弃读研。象牙塔里的路就那么几条，每一条都有看得见的收获，和看不见的代价。我们不过是在各自的路上，把代价认了，把收获攥紧了，接着往前走罢了。

车过隧道，光线暗了又亮。老郭醒了，揉了揉眼睛，转头冲我笑了笑。“看啥呢？”他问。“没看啥。”我摇摇头，也笑了，“想着到了地方，得尝尝当地的特色菜。”

“得尝尝。”他点头，“听说这儿的鱼汤鲜，正好补补。”

阳光透过车窗，落在他手里的保温杯上，水汽慢悠悠地往上冒，像条没尽头的路。

老郭和我几乎同时退休，我是教授职称退休，老郭是副教授职称退休。但是一年后，老郭就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