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可我知道，我只是个活下来的幸存者。真正的榜样都死了，李桂花、王秀兰、陈阿妹……她们才是该被记住的人。’”

    照片上的荣誉，竟是以沉默换来的代价。

    我们开始寻找兰秀英的下落。此前只知道她是七九年回城的知青，母亲姓兰，女儿在燕北开小卖部。但“兰秀英”这个名字并未出现在任何公开档案中。直到我们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民政局协助下，调取了当年知青返城登记表的微缩胶片，才在一个边缘破损的页面上找到了她的名字：兰秀英，籍贯江苏苏州，1960年下乡，1979年经“特殊审批”回城，理由栏写着：“亲属病重，无人照料”。

    “特殊审批？”林小满疑惑，“一般都要政审合格才能走，她怎么例外？”

    周野进一步挖掘发现，批准她回城的文件上有两个签名：一个是县革委会主任，另一个则是时任卫生院院长??正是后来寄来病历的那位退休院长。

    “是他帮了她。”我说，“也许就是因为杨素芬临终前托付过他。”

    我们试着联系这位院长，电话打通时已是深夜。老人声音沙哑，听出我们的身份后，沉默良久才开口：“你们不该再翻这些事了……可我又觉得，或许早就该有人来做。”

    他说，兰秀英离开前曾来找过杨素芬一次。那是1978年的冬天，两人在医院病房里待了整整一夜。第二天清晨，兰秀英独自走出医院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手里紧紧攥着一封信。

    “素芬让我转交给她。”院长说，“但她没拆，直接塞进了行李箱。后来听说，她在苏州住进一间筒子楼，终身未嫁，靠教小学语文维生。八十年代中期得了抑郁症，九十年代初跳河自尽，遗体三天后才被人发现。”

    我握着听筒，喉咙像被砂纸磨过。

    “她有没有留下什么话？”

    “有。”老人缓缓道，“她女儿整理遗物时，在一本《新华字典》里找到一张纸条，上面只有两行字：‘对不起，没能守住承诺。如果还有来世，请让我做你妹妹。’”

    风穿过电话线，带来遥远的叹息。

    第二天清晨，我和赵文娟驱车前往苏州。我们在当地教育局的帮助下，找到了兰秀英任教过的学校。一位退休的老校长接待了我们，听说来意后，颤巍巍地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袋。

    “这是她唯一留下的东西。”他说，“每年清明，她都会请假一天，谁也不知道去哪儿。有次同事偷偷跟着，说她去了郊外一座无名坟地，跪着烧纸，哭到昏过去。后来大家都不敢问了。”

    纸袋里是一叠手稿，共三十六页，标题为《关于那段日子的几点说明》，落款日期是1998年4月5日，也就是她自杀前两年。

    文中写道：

    >“我本不该活下来。1962年夏天，队长把我叫去办公室，说只要配合工作，就可以免去夜校扫盲任务。我没答应。当晚就被几个民兵押到仓库，关了一夜。第二天有人说我‘作风有问题’，没人肯信